在這個階段，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開發資源、保護環境、建設城鄉、整治山河等活動中，制定了一系列有關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改善環境與資源的法規或規范性文件。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礦業暫行條例》（1951年4月，在以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某某法》中略去“中華人民共和國”7個字）、《政務院關于發動群眾開展造林、育林、護林工作的指示》（1953年7月）、《國家建設征用土地辦法》（1953年12月）、《國務院關于新工業區和新工業城市建設工作幾項問題的決定》（1956年5月）、《狩獵管理辦法（草案）》（1956年10）、《水產資源繁殖保護條例（草案）》（1957年4月）、《關于注意處理工礦企業排出有毒廢水、廢氣問題的通知》（1957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暫行綱要》（1957年7月）、《放射性工作衛生防護暫行規定》（1960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的《關于工業廢水危害情況和加強處理利用的報告》（1960年3月）、《國務院關于積極保護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的指示》（1962年9月）、《森林保護條例》（1963年5月）、《礦產資源保護試行條例》（1965年12月）等。從總體上看，這個階段環境法的特點如下：

    第一，在這個階段，我國剛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轉變為獨立自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活動的重點放在土地改革、國民經濟恢復、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改造、農業合作化和鎮壓被推翻階級的階級斗爭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革命方面，整個經濟、城鄉建設和環境資源領域的法制建設相當落后。與這種過渡時期相適應，這個階段的環境法發展較慢，在環境立法形式和內容等方面類似于前蘇聯的環境法。

    第二，環境法以自然資源法或自然保護立法為主，防治環境污染方面的法律較少。

    第三，的效力等級或立法級別較低，主要是一些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

    第四，環境資源法規比較零星分散，內容比較原則、粗糙，法規的可操作性、可執行性較差，很少正規化、程序化的環境保護法律制度，自然保護和污染防治之間缺乏有機聯系，環境立法和執法還沒有以現代環境科學理論和環境保護思想作指導。

　　（二）“創業時期”的環境法

    本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是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環境保護運動迅速發展的時代，許多國家的環境法在這個時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在這個時期，以防治環境污染為標志的、與世界環境保護運動相聯系的現代環境保護和環境法開始在中國興起，中國環境法開始進入艱難的創業時期，因此稱為“創業時期”或“起步時期”的環境法。但是，恰恰在這個時期，即從1966年至1977年，中國正處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時期”。這雖然是中國現代環境法逐步興起的階段，但這個階段的環境法大都帶有動亂時期的特征和“左”傾思想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