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公民”困境

有專家指出：要使大陸玩具“血汗工廠”的現象有根本改觀，不能單靠一方的力量，更不能指望一個守則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從經濟全球化的視角來解讀“血汗工廠”現象，可以看到一個層層相扣的鏈條：跨國零售商及國際買家→品牌或貿易代理商→玩具工廠→分包工廠→工人。這一鏈條之外，還有兩個至關重要的組織：當地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如圖1所示）。

在國際玩具協會的Christian Ewert看來，血汗工廠問題的根源出在工廠主身上，而ICTI守則的目標就是“確保在向全球玩具產業提供產品的供應商中，不存在所謂的血汗工廠”。Christian指出，“血汗工廠現象顯而易見是貪欲結出的惡果。”

而中國勞工觀察的李強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跨國公司。他認為，全球化經濟體系已經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式的分層承包體系，跨國零售商和制造商（國際買家）處于金字塔的頂端，掌握了最大的話語權。他們盡力壓低產品的采購價格，為了規避風險和追逐廉價勞動力，又紛紛將生產外包到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熱衷于這個體系，除了可以降低他們的投資風險之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可以借此對工廠違反勞動法規的行為不承擔道德及法律上的責任。”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的劉開明博士認為，守則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解決“血汗工廠”的最終出路在于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社會轉型；而在轉型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最為關鍵。

據深圳市玩具協會提供的資料，深圳玩具企業主要以來料加工為主，產品90%以上外銷。OEM貼牌生產的方式導致了工廠利潤率低，也抑制了自主開發產品的積極性。

劉開明建議學習韓國的成功經驗。在韓國的轉型中，政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1960年代，韓國有4/5的人口是農村人口，因為勞動力有無限供應，農民沒有議價能力，所以資本家沒有在工人身上投資，而是由政府來投錢，培訓進城農民，培養了大批熟練技工，為1980年代后期韓國產業轉型奠定了基礎。同時，韓國沒有戶籍制度的限制，政府鼓勵和支持農村人口向城市及工業轉移。在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的20年間，有1100萬的韓國農民轉移到城市，占到農村人口的60%，從而實現了城市化，形成了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