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權是環境保護領域的基本權利、環境訴訟的基礎，環境權理論是當代環境法學的基本理論。由于種種原因，環境權在我國人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中一直沒有得到明確規定。但是，國家中央立法未能解決的難題卻在一些地方環境立法中得到了順利解決。例如，《寧夏回族自治區環境保護條例》（1990年4月）第8條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享受良好環境的權利和保護環境的義務。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行為有權進行檢舉和控告。”《上海市環境保護條例》（1994年12月）第6條規定：“公民有享受良好環境的權利，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建省環境保護條例》（1995年7月）第9條規定：“公民有享受良好環境的權利和保護環境的義務。一切單位和個人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有權在受到環境污染損害時要求賠償。”（第9條）

    環境道德是保護環境的大眾化武器和強大的社會輿論力量。出于對環境道德風氣和道德力量的深刻認識，《西藏自治區環境保護條例》（1992年6月）第16條規定：“各級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及司法、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等部門應當開展環境保護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和環境保護知識的宣傳教育，提高全民的環境意識，樹立重視環境、保護環境、美化環境的社會道德風尚。新聞單位應加強對環境保護的輿論監督。”這是我國地方對環境道德的明確肯定。

    （三）地方環境立法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面步子越邁越大

    在本階段，我國一些地方環境法規對采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措施相當積極，已經規定“排污權轉讓和抵銷”、“征收生態環境補償費”、“環境保護基金”、“固體廢物交換市場”、“污染者承擔區域環境綜合整治費用”等在當時國家環境法律中沒有規定的經濟政策和市場機制。例如，《海南省環境保護條例》（1990年2月）規定：“在實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區域內，排污者可將節余的排放限量，用于抵銷其新建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量或轉讓他人。抵銷和轉讓的辦法，由省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制定。”（第37條）《山西省工業固體廢物污染防治條例》（1993年9月）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在有條件的地區，逐步建立工業固體廢物交換市場，促進工業固體廢物的綜合利用”（第25條）。《西藏自治區環境保護條例》（1992年6月）規定：“排放污染物超過標準而又不能治理達標的單位和個體經營者，必須參加所在地區的環境綜合治理和污染物集中治理，并按各自排放的污染物種類、數量和濃度承擔相應的治理費用、勞務份額”（第33條）。《福建省環境保護條例》（1995年7月）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必須將環境保護規劃和計劃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和計劃，增加環境保護投入，將環境保護資金納入各級財政預算。省、地（市）應當建立環境保護基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制定適合本地實際情況的環境保護優惠政策。”（第5條）《黑龍江省工業污染防治條例》（1996年11月）規定：“工業企業要積極利用或處理所排放的廢水、廢氣、廢渣；不能利用和處理并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應當無償給付一定費用供給有利用能力的單位使用。”（第33條）《貴州省環境保護條例》（1992年5月）等地方已經規定征收生態環境補償費制度，如《遼寧省環境保護條例》（1993年9月）第30條規定：“實行生態環境補償制度。凡經批準開發、利用自然資源，造成生態環境破壞的單位和個人，必須繳納生態環境補償費，用于保護生態環境。”